《恐怖直播》：一句昂贵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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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寡淡一抹烟 LV1 2014-05-05 收藏

文/粗糙寡淡一抹烟 @人人影视

《恐怖直播》，是韩国青年导演金秉宇自编自导的第二部电影，2013年8月1日在韩国上映。影片围绕主播尹英华对一次恐怖事件的直播过程展开，对底层个体与国家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揭露相当直接和锐利。

影片中唯一的主角尹英华是电视台新闻主播，一旦On air的指示灯亮起，镜头前的他就必须正襟敛容、字正腔圆地扮演起“国家意识形态的喉舌”和民意代言人的双重角色。不管尹英华走出直播室有着怎样的个人故事和立场，坐在主播位置上的他便将实现“公正、正确”的讯息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传递和互通。于是，在高大上的政府职能部门面前毫无话语权的朴鲁圭，才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借助尹英华来“说话”。

尹英华是朴鲁圭绝境中最后的稻草和呼声，而朴鲁圭也成为尹英华翻身的机会和希望。尹英华重新坐回直播间的主播位置，自信可以顺利结束对恐怖袭击的独家报道，不想最后却成了各方利益角逐的工具。朴鲁圭的疯狂执着、总统的避而不见、警方的强硬、电视台局长的收视率大于一切、导演的报复、尹英华的受贿牟利……所有的矛盾通过电话线聚集在狭窄的直播间里，公开拷问着整个社会和人性的极限。尹英华从一个讯息的传达者、独家报道的主持者变成了事件的参与者，并最终像朴鲁圭一样，成了政治和利益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在影片结尾，我们知道朴鲁圭早在两年前便在修缮麻浦大桥时坠水而亡，制造恐怖事件的“朴鲁圭”其实是他的儿子。儿子借助的父亲的名义，不过是想为其正名，想让他作为人的尊严、为国家所做的付出得到正视。朴鲁圭想要的只是总统的一句道歉。只可惜，这句道歉太过昂贵。“朴鲁圭”在警察的枪弹中身亡，始终没有得到总统的道歉。

直播间被炸毁，真相揭露但顷刻间便被伪饰，尹英华成了其他主播和政府官员口中的“罪人”。电视台局长曾说，这次的报道是由尹英华开始的，他就要负责到底。直播间被毁，失去了一切的尹英华，也摆脱了身份和利益的禁锢，他向朴鲁圭父子说了“对不起”后，代替死去的他们按下了最后的炸弹，用自己的方式极为惨烈地结束了这场丑陋不堪的全民直播。

与《国家代表》不同，河正宇在《恐怖直播》中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一场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精彩战争。在方寸之间的直播间，河正宇极为精准地演绎了尹英华面对恐怖直播中种种状况时微妙起伏的心理变化。

如果说河正宇作为一个演员，用自己的肢体、表情造就了尹英华悲剧英雄的诞生。那么，金秉宇作为一个之前仅拍过一部影片的80后导演，则用超乎寻常的编导能力，成就了《恐怖直播》。电影作为时空艺术，封闭空间内的影像叙事，某种程度上在对空间进行物理面积压缩的同时，就势必要对有限的物理空间极力考究，又或者突出对叙事时间的强调。《恐怖直播》中，看似透明的玻璃却对主人公和外界进行了区别和阻隔，而人物的情绪又几乎取代了狭小直播间的物理调度。On air指示灯、朴鲁圭不断给出的时间节点，都成为了影响事件发展节奏和人物情绪变化的外在推力，加剧了影片的戏剧性和压迫感。对于一个年轻导演，能够如此娴熟地完成兼具戏剧性、思考性的时空叙事，实属不易。想想国产电影在叙事和取材上的粗浅，国内年轻导演面对商业、政治对艺术的徘徊妥协，实在让人很难不感慨。

《恐怖直播》这部投资成本仅2千万的影片，与奉俊昊亿元打造的国际豪华巨制《雪国列车》，在韩国同期上映。两部影片在制作规模、演员阵容、CG比重等方面相去甚远，但却都不约而同地将封闭空间作为社会的缩影，人性在一触即发的矛盾中被极致放大和拷问。在巨大的国家机器桎梏下，底层个体为了争取与秩序主导者的话语权，试图用血肉之躯挑战冰冷的建筑秩序以期为自己正名。两部影片在叙事结构上，实现了与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对话。难得的是，同样以爆炸结尾，影片《恐怖直播》却对传统的类型叙事有了颠覆式的升华。

什么样的环境，会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和心态。自1996年，韩国电影逐渐用分级制度取代了审查制度，宽松的电影环境促进了韩国电影创作上的多元化和现实性。像《恐怖直播》这样，直击国家意识形态的冰冷残酷，批判社会现实和人性黑暗的中小成本电影，几乎与韩国情色电影一样成为颇具标签性的韩国影片类型。而这，也是与国产电影特有的主旋律电影所迥然不同的。直到今天，《恐怖直播》都还没有在国内上映，似乎就说明些什么。

在以少数人意见为主导的国内电影审查制度面前，中国电影人何尝不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创造者，中国观众又何尝不是丧失选择权的被动接受者。虽然一些有志气的电影人针对主流体制有所努力，只可惜有的惧于强权、有的心向招安、有的沉溺名利、有的有心无力……不管怎样，中国电影界要想得到一句道歉，怕是还要一番漫长的折腾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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